人民币能否通过CIPS超越美元

9月12日，金砖国家（BRICS）峰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本次会议以**“韧性、创新、合作及可持续性”**为主题，是印度在2026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任期内举办的第18次峰会。

获通过的《新德里宣言》中包含了**“促进成员国间使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的表述。

虽然美元一词并未出现，但香港的一家媒体评价称，这标志着**“金砖国家正迈向去美元化”**。

印度外交部相关人士虽以尊重各国优先事项为由试图淡化其重要性，但宣言中明确写入了提高跨境支付的互操作性，并扩大成员国货币或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的使用规模的讨论本身。

名为**“金砖国家支付特别工作组（BPTF）”**的执行机构持续推动此类细化讨论，这一点也备受关注。

从第1篇到第5篇所探讨的新质生产力、黑暗工厂、AI模型、量子安全，乃至经济的阴影，

所有这些故事的最后一块拼图，终究是这资金的流动。即便制造了半导体、运行了机器人、免费开放了AI模型，如果不能改变所有交易结算所使用的货币本身，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自立”就无法完成，这便是本篇的出发点。

SWIFT的对抗者，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导建立的跨境支付网络。

中国人民银行自2012年起着手开发该系统，当时人民币已成为中国国内第2大、全球第4大国际支付货币，建立专用清算基础设施的需求日益迫切。

与仅负责传递报文的SWIFT不同，CIPS能够同时处理交易指令传输和实际人民币资金划拨。

截至2026年，CIPS规模已扩大至连接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600家参与机构和4900多家金融机构。由于无需经过多家西方代理行即可直接处理交易，结算速度更快且成本更低。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CIPS并非完全独立的系统。实际上，其约80%的通信依赖于SWIFT的报文标准，并完全使用最新的ISO 20022国际标准。

比起完全替代SWIFT，它更接近于在实际资金划拨环节绕开SWIFT的混合结构。

其实际使用量也显著增加。

今年3月，CIPS贸易交易中的人民币结算额达到1.46万亿元，是5年前2021年3月的3倍。上个月更有消息称，单日结算额创下1.22万亿元的历史新高。

沙特阿拉伯3月份的石油交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升至41%，同期沙特两家大型国有银行加入了CIPS。

随着人民币结算需求增加，汇率也反映了这一趋势，甚至出现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强的时期。（路透社汇总的13家投行对年底汇率的预测平均值为6.92元左右。）

随着俄罗斯和伊朗等受西方制裁的国家被排挤出SWIFT并转向CIPS，这种流动性也助推了增长趋势。9月初，包括卢旺达在内的11家外国银行与CIPS签署了直接参与者协议。

数字人民币，从现金到存款

中国自2026年起将数字人民币（e-CNY）从原有的“数字现金”全面升级为支付利息的“存款性货币”。这种转变被称为**“数字人民币2.0”**，意味着数字人民币余额被计入商业银行负债，并纳入存款准备金管理范围。

央行仅负责发行，实际的开户和管理由商业银行承担。其设计意图在于，在降低银行存款大量流向数字人民币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的风险的同时，实现与现有金融系统的共存。

截至2025年11月底，累计交易额达到16.7万亿元，个人钱包数量超过2.3亿个。与2023年6月相比，交易额增长了800%以上。

这种转变背后有两点考量。

其一是普及率停滞。

作为现金替代手段，很难超越腾讯微信支付或阿里巴巴支付宝这类已成型的支付生态。如果将其性质改为能产生利息并与存款竞争的资产，情况就会改变。

其二是针对美元稳定币的牵制。中国当局认为在国家监管范围外运作的稳定币是对货币主权的威胁，因此打算将数字人民币作为应对手段。某研究机构总结称，数字货币竞争呈现出中国主导的“国家管控型CBDC”、美国主导的“民营稳定币”、欧洲主导的“个人信息保护型数字欧元”三种不同方向。三国以各自的哲学投入数字货币竞争，何种模式将成为未来标准，目前尚无定论。

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推广也值得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正向商业银行施压，要求全方位扩大海外贸易，尤其是“一带一路”区域内的数字人民币结算比例，各贷款机构也正忙于推出e-CNY专用贷款、信用证及贸易单据等兼容产品。不过，海外贸易伙伴的反应尚显平淡。

某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的支付系统虽针对本国银行网络进行了优化，但对于外国人和海外企业而言，依然显得封闭且不友好。数字人民币的最终目标并非个人零售支付，而是瞄准企业间（B2B）国际贸易结算的垄断，这与上述评价不无关系。

mBridge，跨境支付的新基础设施

数字人民币跨越国境的核心通道正是mBridge（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该项目于2021年启动，由中国内地、香港、泰国、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中央银行共同参与，是一个利用区块链技术直接交换参与国发行数字货币的多边CBDC平台。

最初该项目在国际清算银行（BIS）旗下启动，但现在被视为由中国实际主导的项目。

事实上，据报道BIS已于2024年退出该项目，其参与结构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巨大变化。近期澳门也加入了该平台。

由于无需经过美元作为中介货币，外汇结算时间从以往的数日缩短至数秒。预计国际结算成本负担较重的中小企业将成为该平台的主要用户。

成果也十分显著。mBridge跨境结算中，数字人民币的占比达到了95.3%。

虽然冠以跨境结算之名，但实际上数字人民币已成为该平台的核心货币。

《金融时报》称mBridge商用在即，预计手续费将仅为SWIFT等现有国际支付网络的半数左右。

不过，某美国智库指出，mBridge不太可能直接挑战美元霸权，更可能以在特定贸易路线和特定用途中，逐步蚕食美元依赖度的方式运作。

点心债与熊猫债，低利率吸引资金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发生在支付网络，也在债券市场同步进行。

点心债**（在中国内地境外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与熊猫债（外国企业或政府在中国内地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发行总额今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约200万亿韩元）。目前点心债为7863亿元，熊猫债为2316亿元，均已创下历年最高纪录。

点心债于2010年首次引入，当时中国政府为扩大香港金融市场，允许外资企业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回想当时年发行规模仅50亿美元左右，如今已是天壤之别。

这一激增的最大原因在于利差。

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68%，比美国10年期国债（4.78%）低出足足3.10个百分点。

两国间利差处于历史高位，全球企业和各国政府为了以相对廉价的人民币借款，需求蜂拥而至。腾讯、阿里巴巴、美团之后，快手也首次进入点心债市场，出售了35亿元（约5亿美元）规模的5年期债券，据悉所筹资金将用于增强AI能力和扩建数据中心。

香港市区重建局发行了80亿港元的双币种债券，用于老旧城区改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出售了40亿港元的债券，为提升香港市场的全球地位贡献了一份力量。

熊猫债的增长势头也不容小觑。

今年发行规模为2034.75亿元，发行笔数为119笔，已超过去年全年的发行规模（1835.6亿元），同比猛增71.49%。

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为实现融资来源多元化，也积极投身点心债发行。去年10月首次发行时筹集了60亿元，需求量高达发行规模的3倍。印尼财长表示，根据总统指示，为实现融资多元化，今年下半年正推进熊猫债发行。这被解读为非中国国家也开始将人民币债券市场作为融资的新选择。

不过，也有谨慎评价认为，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扩大并不意味着美元霸权会立即动摇。

将其视为人民币作为低利率融资工具的利用度增加，这种看法更为准确。实际借款成本取决于发行人的信用度和期限，并非仅看利差就能盲目参与的市场。

为何叫停稳定币

有一个有趣的转折。

直到2025年初，中国似乎还想以香港为跳板，培育人民币挂钩稳定币。

香港去年8月实施了稳定币条例，包括拥有支付宝的蚂蚁集团在内，超过50家企业申请了牌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去年6月在陆家嘴论坛上提到稳定币可促进跨境结算并表达了期待，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甚至主张，美国鼓励稳定币的目的是维持美元霸权，因此人民币挂钩稳定币的开发非常重要。

然而，局势瞬间改变。

202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向蚂蚁集团、京东等主要科技巨头发出指示，要求暂时停止推动稳定币项目。

2026年2月，通过所谓的“银发42号”文件，这一方针被正式化。8个监管机构将所有虚拟货币活动定义为非法金融行为，全面禁止发行未经批准的人民币挂钩稳定币。该指南不仅限于国内发行，还针对“国内主体及其控制的海外主体”。因此，即使在新加坡或香港发行人民币挂钩代币，只要有中国内地经营者参与，就可能受到处罚。境外发行的人民币稳定币若要具有实际意义，必须能在与内地挂钩的地方使用，而该指南从路径上直接予以封堵。

相关人士解释称，民间发行的货币被视为对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项目的挑战。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也曾在7月的一次闭门论坛上警告称，应警惕稳定币被过度用于资产投机的风险。本国货币制作的稳定币一旦上链，便同时打开了与美元的兑换路径。对于以资本管制为核心政策手段的中国而言，这条路径成了无法防范资本外流的失控渠道。

可以说，稳定币项目在开放9个月后便被关停。取而代之的是升级为计息型的数字人民币2.0。这被解读为一种选择：宁可放弃民间的自由实验，也要通过国家管控的单一渠道强力推进人民币数字化。

那么，人民币能否凭CIPS之力超越美元

综上所述，CIPS、数字人民币、mBridge、点心债，以及此次金砖国家峰会，方向十分明确。

从结算网络、数字货币、债券市场到多边外交，人民币的应用通道正在四面八方铺开。

“十五五”规划中也明确写入了“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这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国家层面的长期设计。

然而，人民币能否替代美元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目前仍实行资本严格管制的管理浮动汇率制（政府在参考汇率的一定范围内管理汇率浮动的制度），有观点持续指出，除非人民币能够完全自由兑换，否则作为关键货币获得信赖将受到限制。实际上，某国内研究机构曾指出，若要扩大国际资金流动，中国政府必须同步进行缓解过度汇率管理与资本管制的金融改革。

正如开放后又封禁稳定币的案例所示，捍卫货币主权的“管控本能”与国际化所需的“开放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难题。

若允许资本自由进出，人民币使用量会增加，但资本外流风险也会随之增大；反之，若保持强力管控，虽能维持稳定，但国际化速度也会相应放缓。回顾中国走过的道路，更像是根据形势在两者之间谨慎权衡，小心翼翼地寻找平衡点。

对于韩国而言，这一趋势也绝非隔岸观火。

韩国出口结算中人民币占比仅为1.3%，美元占比高达84.2%；进口结算中美元占比79.3%，人民币仅为3.2%。

尽管对中国市场依赖度很高，但结算货币依然受困于以美元为中心的结构。

一笔美元结算背后叠加了SWIFT电报费、代理行手续费和汇率差价，而在将韩元换成美元、再将美元换成人民币的双重换汇过程中，还会产生额外损失。若转为基于CIPS的人民币直接结算，双重换汇差价将消失，手续费结构也将简化。速度差异也很大。基于SWIFT的美元结算通常需要3至5天才能到账，而基于CIPS的人民币直接结算仅需数小时。

如何准备向基于CIPS的人民币直接结算转型，将成为未来几年韩国企业和政策部门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目前正在发生的，与其说是推翻美元体系的革命，不如说是从特定贸易路线和特定用途开始，一点点蚕食美元依赖度的过程。

本系列中探讨的半导体、机器人、AI、量子安全，乃至经济的阴影，所有拼图最终都在这资金之路上汇合。因为无论是政策打造的新经济，还是被阴影遮蔽的旧经济，全都是在这一结算网络与货币之上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