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1篇到第4篇，我们跟随新质生产力政策，观察了资金是如何流动的，以及这些资金如何具体转化为黑暗工厂、AI模型和量子安全网络。这是一个关于华丽转型的故事。
本篇则是讲述其完全相反的一面。如果仔细剖析同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各项数字，会发现一幅与新经济耀眼增长截然不同的图景。
本系列迄今为止讨论的“新质生产力”、“黑暗工厂”、“开放权重AI”、“量子安全”等关键词，展现的都是光明的一面。然而，跳出政策文件和新闻头条，深入审视实际统计数据，会发现在同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着温度迥异的数字。
在本篇中，我打算逐一梳理这些背后的阴影数字。
全要素生产率揭示的真实成绩单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经济运行效率的代表性指标。
该数字反映了在不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情况下，纯粹通过技术创新或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增产幅度。中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从21世纪初的4%左右，降至2010年代的2.3%，并在2020~2023年持续下滑至1.7%。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援引了三十年来一直使用同一模型分析中国经济的专家的报告，指出“十五五”规划期间的潜在增长率预计约为4.7%，且正处于每年下降0.1个百分点的路径上。
TFP对增长的贡献率目前仅维持在2%出头的水平。
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叠加了两个因素。
**一是人口。**随着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本身正在减少。
**另一是TFP，**多家研究机构的共同诊断是，自2008年以来持续下滑的这一指标目前没有出现任何回升迹象。
这意味着增长的两大引擎之一（人口）已经折断，而剩下的另一个（生产率）也正在动摇。
某研究机构的报告还指出了城乡差距、理工科人才供需错配、快速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支出负担等结构性问题。青年失业与尖端产业人才短缺同时发生的奇特局面，正是这种错配的一个侧面。
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数字之所以令人心痛，还有另一个原因。
有分析指出，中国尖端产业的增长并非源于效率提升，而是由于传统产业中无处可去的资本向新产业倾斜的结果。
这并非是通过开发新技术以利用相同资源生产更多产品，而是从房地产或传统制造业中退出的资金， 涌入了半导体、AI、机器人等名字好听的产业而已。
摩根士丹利近期指出中国国内140多家机器人企业林立，并警告了失控的产能过剩，也是出于同样的背景。这意味着在第2篇中看到的华丽机器人热潮中，早已夹杂着这样的阴影。
这也说明，即便被冠以“新产业”之名，也无法自动保障资本能够得到高效利用。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查德·辜的警告
因用“资产负债表衰退”*(指资产价格暴跌后，企业和家庭将偿还债务置于投资和消费之前，导致经济整体需求长期萎缩的现象)*这一概念分析20世纪90年代日本长期停滞而闻名的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辜（Richard Koo），近期再次将这一术语用在了中国身上。
他指出：“从中国企业面临的困境来看，5%的增长率数字过于乐观。”他认为，虽然从生产端看可能成立，但消费和支出却远远不足。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政策处方。
辜经济学家表示：“即便政府减税或发放现金，这些钱也不会转化为消费或投资，大多会被用于偿还债务。”因此他认为减税并非适当的政策。相反，他的处方是：只要项目的社会收益率高于国债利率（约1.7%），政府就应该直接执行任何项目。 他的逻辑是，此类项目能够自行回收成本，具有可持续性，且不会留给纳税人负担。
不过，并非所有专家都同意这一诊断。
也有反驳意见认为，现在断定整个中国企业部门已进入长期去杠杆阶段还为时过早。
有人指出，2021年后针对房地产开发商的“三道红线”监管及对商业银行贷款的集中管理过于严格，因此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政府近期正在放宽这些限制的事实。
此外，地方政府通过成本加成法收购滞销商品房并将其转化为低收入群体租赁房或公租房的方案也在讨论中。据解释，这样做既能处理库存，又能同时解决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和青年的住房需求。
据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家庭资产的约70%集中在房地产上。
房价下跌直接导致家庭资产缩水，进而引发消费心理萎缩，这种恶性循环正在反复上演。
家庭负债方面，截至2023年底，家庭负债占GDP的比重达到63.5%，较10年前增长了近一倍，其中住房抵押贷款占比超过70%。这是一个房价一旦动摇，家庭财务稳健性就会立即受到冲击的结构。 有专家诊断称，2021年恒大集团事件后开始的房地产危机，正持续扩散至占GDP 25~30%的整体房地产相关产业。
内卷，自我消耗的竞争
在近期的中国经济新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是**“内卷（Neijuan）”**。
该词原本出自人类学和社会学，现在被用来指代企业为了生存，以至于无法实现盈利而竞相降价的惨烈竞争现象。
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自2022年10月以来，已连续35个月以上同比录得负值。
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1%，降至2015年水平。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情况也类似，2026年5月年通胀率仅为1.2%，此后一直维持在温和水平。这意味着商品不断涌出，但买得起的人不足，慢性产能过剩与需求疲软正在同时固化。
在钢铁、光伏、电动汽车电池等主力产业中，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仅看光伏行业，中国生产了全球93%的多晶硅、97%的硅片、92%的太阳能电池，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然而行业内部由于价格竞争和盈利恶化，晶科能源、天合光能、晶澳科技等主要企业在2024年裁员超过30%，40多家中小光伏企业破产或退出市场。
光伏行业的结构调整并非首次发生。
2009~2010年，随着欧洲和美国需求扩大，中国企业通过大规模举债急剧扩张产能。然而，2011年欧元区危机导致欧洲补贴减少，加之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导致2013年大型企业接连破产。一个产业在经历了一次繁荣与破产后，在政府支持下复苏并登顶世界第一，如今又陷入了同样的瓶颈。此后，政府增加了国内装机目标并投入政策支持以重组产业，结果就是如今压倒性的全球市场份额。问题在于，由此形成的产能再次膨胀到了远超全球需求的水平。
在这一趋势下，中国政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打出“反内卷”政策，着手进行结构调整。
通过建立多晶硅原料整合收购平台，业内甚至出现了“光伏版OPEC”诞生的说法。据传，通威、协鑫科技、大全、新特等主要企业已通过持股参与了该平台。
该政策方向文件的标题为**“深刻认识内卷式竞争，进行综合整治”**，这也直观地反映了局势的严重性。能在党刊上刊登此类标题的文章，说明低价竞争问题已经成为需要党中央层面介入的议题。
青年失业率，数字本身消失的原因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16~24岁标准）在2023年6月曾飙升至21.3%。随后，中国国家统计局从该年8月起突然完全停止了青年失业率的发布。
在恢复发布后，由于调整了统计方式（如剔除在校生），2026年6月录得14.9%。据称，这比前一个月的15.6%略有改善，是12个月以来的最低值。
当地媒体解释称，去年9月以来的改善趋势在今年3月曾出现一次反转，随后连续3个月好转。
尽管发布了数字正在好转的消息，但依然意味着每七个青年中就有一人找不到工作。统计本身曾一度中断也是个问题。对于停止发布统计的原因，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解释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劳动统计”，但市场上关于“因为成绩太差而隐瞒”的怀疑声不断高涨。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种隐瞒统计的行为反而降低了市场的透明度和信任度。
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群体中流行着“躺平”或因情况恶化而自暴自弃的“摆烂”等新词。
还有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大学毕业生自嘲为鲁迅小说中落魄的知识分子“孔乙己”，感叹自己不屑于从事低薪工作。
政府动员演艺人员开展“青年们，去当农民吧”的运动，对此出现了冷嘲热讽的反应，称其令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迫知识分子和学生下乡的**“上山下乡运动”**。
这意味着在第3篇中看到的“一人一代理”时代的华丽口号，与找不到工作而自嘲的青年们，在同一时期、同一个国家内并存。
户籍制度，消费无法增长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依然保留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居住迁移自由的户籍制度。
自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制定以来，一直维持着一种结构：即使拥有农村户口的人去城市工作，如果无法获得该市户口，就会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受到歧视。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承担着支援城市的角色，随着人口流动控制的长期持续，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割被固化。
改革开放后，虽曾多次出台放宽措施。
2014年，国务院出台改革方案，实质上废除了除5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以外的其余城市户口登记制度，并规定农民工只要居住半年以上即可申请居住证，获得基本公共服务。
不过，像北京、上海这样农民工涌入最多的超大城市，户籍获取门槛依然很高。
近期的一项研究用“选择性市民化”这一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意指越是超大城市，越是既将农民工视为低薪劳动力，又不愿给予完全的公民权。
有分析认为，如果说胡锦涛时期是部分保障劳动权但限制给予公民权的方式，那么习近平时期则重组为以积分制为中心的“选择性市民化”体制。
这一结构与消费问题直接挂钩。
在城市工作的约3亿农民工，无法将子女教育、养老、医疗寄托在城市的社会安全网之上，因此与其消费，不如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甚至连移居城市的农民工子女也继承了父母的农业户口，出现了“第二代农民工”问题。
虽然这与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家庭专注于偿债而非消费的逻辑略有不同，但导致“赚了也不花”的结构这一点上，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这意味着无论城市化率提高多少，如果这种城市化不能转化为完全的公民权，拉动内需的效果就必然会大打折扣。
极紫外光刻机，以替代品填补瓶颈
被视为半导体制造核心瓶颈技术的极紫外（EUV）光刻机，实际上由荷兰ASML垄断供应。
EUV被认为是实现7纳米以下超微细工艺的必备设备，美国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2019年起，不断向荷兰政府施压，全面切断了ASML对中国出口EUV。结果，中国正通过在现有深紫外（DUV）设备上结合多重曝光技术来绕过限制。
KIEP评估认为，中国的DUV设备技术与全球领先企业有约3~5年的差距，而EUV自主开发水平则有约15年的差距。
业内人士的评价则较为谨慎。
即便在1a水平上，通过自主DUV设备和多重曝光技术可以应对一二，但指出越往后代发展，在没有EUV的情况下实现微细工艺，良率难以保证，竞争力很可能下降。一台EUV设备价格超过2亿美元，而浸没式DUV仅为9000万美元左右，这一数字也显示了差距。
尽管如此，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7月底，有消息称上海国企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始量产其自主开发的浸没式DUV光刻机，导致ASML股价连续两天暴跌。虽然今年计划生产5台，2027年增至20台，规模尚小，但有预测称，若结合中芯国际的多重曝光技术，即使没有EUV，也能支持部分尖端半导体的生产。
路透社去年12月报道称，中国已在深圳的高安全研究设施中完成了EUV原型机，据传是由ASML前工程师通过逆向工程制造的。虽然差距依然巨大，但缩小差距的速度值得关注。
这些阴影如何与新质生产力交织
在第1篇中，本系列就已经以“K型两极分化”为名预告了这一结构。
新经济向上，旧经济向下，那张图表下方的笔画正是本篇所讨论的内容。TFP下降、资产负债表衰退警告、内卷化、青年失业、户籍制度导致的消费萎缩、EUV瓶颈，这一切都在华丽的新经济增长时期，在同一个国家内同时发生。
有趣的是政府的态度。
如同“反内卷”政策一样，在处理旧经济问题的同时，政府正动用财政、银行贷款、资本市场等一切手段，为新经济注入力量。
这是一种人为缩减旧经济，并将资源集中于新经济的方式。这种重组是否能平稳结束，还是会在过程中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目前尚不得而知。
重新梳理本篇的数字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数字可以单独解读。
TFP下降与人口问题交织，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担忧与房地产和家庭负债问题重叠，青年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密不可分，户籍制度导致的消费萎缩则导致了内需不振的结果。由于这些线条相互缠绕，仅靠一种政策处方很难全部解决。
无论政府向新经济投入多少财政，如果旧经济那一端的乱麻不解开，K型差距很可能在数字上有所缓解，但在实际感受中依然会不断拉大。
下一篇，我打算探讨这一切趋势是如何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即金融霸权战略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