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在被理解的瞬间死去了

故事中原本完美的存在，其死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变得“完美”。

在《庄子·应帝王》篇的末尾，附着一则简短的寓言。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常相会于浑沌之地，每次浑沌都极尽周到地招待两人。

儵与忽商量着该如何报答这份恩情，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两眼、两耳、两鼻孔、一口，唯独浑沌没有。于是他们决定日凿一窍，花七天时间为他凿出七窍。

到了第七天，浑沌死了。

初读这个故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出于好意却因笨拙而酿成的意外。但越是重读，越觉得关键不在于意图，而在于顺序。儵与忽从未问过浑沌需要什么。他们只是以自己拥有的东西为基准，去衡量浑沌缺少了什么。

这种计算方式我并不陌生，因为我也经常使用。当想要理解某个人时，我总是先将对方转换成自己熟悉的语言。这个人比我安静，这个人比我迟缓，这个人身上缺少了某些东西。从觉得对方“缺失”的那一刻起，理解便已经蜕变成了另一回事——变成了一种想要“为其填补”的冲动。

历史上有人第一次给这种所谓的“基准”赋予了名称并定下了数值。这个人并非出自神话，而是来自统计学界。

名为“平均”的面孔

1830年，刚从荷兰独立的崭新比利时王国正筹划在国家层面进行统计调查。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建立布鲁塞尔皇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他把测量天体位置的方法直接套用在了人身上。他测量新兵的胸围、测量士兵的身高，并将这些数值排列开来绘制成曲线。

在这条曲线的顶峰，也就是聚集人数最多的那个点，凯特勒赋予了它一个名字：“平均人（l’homme moyen）”。在1835年出版的《论人及其能力的发展》一书中，他将这一概念扩展到整个社会，这项工作使他成为了现代统计学之父。如今依然沿用的身体质量指数（BMI）计算公式，同样出自他的手笔。

对凯特勒而言，平均值不是概括，而是标准。他认为，越是偏离平均值，这个人就越接近大自然未完成的“错误”。这种构想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彻底改变了“正常（normal）”一词的含义。原本“正常”源自拉丁语“normalis”，本是木匠用来表示直角的术语。而自凯特勒之后，它变成了度量人的标尺。

如果把这把标尺重新放回浑沌身上，儵与忽当时的所作所为便更加一目了然。他们心中也有一把尺：两眼、两耳、两鼻孔、一口。他们用这把尺衡量了浑沌，发现了“不足”，并将其填补。“正常”这一概念所做的事亦无二致：立起一种形态作为标准，并将与该标准的距离翻译为“匮乏”。

这种“翻译”如今已经走到了何种地步，算一算便能知晓。最容易清点的领域便是语言。

世界上大约有6000多种语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其中**约43%处于濒危状态，平均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亡。**从1950年至今，已有约230种语言彻底绝迹。

每一种语言消亡的最后时刻大抵都是静默的。当能够完整使用那门语言的人只剩下一位，随着这最后一人的离世，整门语言便彻底合上了大门。随之消逝的绝不仅是一份词汇清单，还有唯独存在于该语言中的色彩界限、对亲属的称谓方式、用来描摹森林的语法，都一同化为乌有。通用标准语填补了那个位置，但填补进来的空间与消逝的事物，绝非相同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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儵与忽、凯特勒、抑或确立标准语的国家，都不认为自己是在施加暴力。报恩之心、想要更精准理解社会之心、为了沟通与融合的大义名分。理解与常态化之间的界限，往往就是在这里——在善意最为坚信不疑的瞬间，变得模糊不清。

所谓理解，就是把陌生的事物翻译成熟悉的语言。

而那种语言中原本没有的东西，是无法被翻译过去的。

因此，这绝非仅仅是浑沌一个人的故事。同样的举动正换上不同的面孔不断重演。

现代民族国家确立标准语并将地方方言贬低的过程，精神医学划定正常范围并将范围之外命名为障碍的过程，如今的平台将用户的行为数据求均值以定义正常使用模式并将偏离的账号归类为异常信号的过程。时代各异，技术不同，但它们都在重复着相同的动作：设立基准，用该基准衡量存在，并给无法被衡量的部分扣上“匮乏”或“错误”的标签。**基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宣告的。**一旦被宣告，原本处在基准之外的事物便突然拥有了“外部”这一身份标签。而就在昨天，它们还仅仅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方式而已。

这一切故事最终重新指向的，依然是浑沌。其中有一个耐人寻味之处：浑沌自始至终未曾反抗过。在被日凿一窍的七天里，浑沌没有留下一句痛苦的呻吟。因为他尚未拥有能够诉说自身正遭遇何事的语言。那种语言本该唯有通过凿开的七窍才能诞生，而当这种语言终于完备之时，浑沌却已不复存在了。

近来，每当我想要伸手去理解某个人时，常常会这样叩问自己：

此刻我试图填补的，究竟是对方身上真正缺失的东西，还是仅仅在我的尺子下无法被看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