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贵族青年在绕塔时邂逅恋人,而朝鲜时代的士大夫家闺秀直到婚礼当天才第一次见到新郎的面孔。
韩国传统婚俗经历了从高句丽婿屋制(新郎居住在女方家)到朝鲜儒学所推崇的媒妁之言与亲迎(将新娘迎娶至新郎家)的转变。 不过,这一转变并非在王朝更替之日立即完成,而是持续到了17世纪。
高丽以前的恋爱自由吗:金春秋与文姬的婚姻
看起来像自由恋爱的故事,背后往往有着精心的算计。
后来成为太宗武烈王的金春秋与金庾信之妹文姬的婚姻便是如此。
据《三国遗事》记载,金庾信在与金春秋玩蹴鞠(踢球游戏)时,故意踩断了对方的衣带。他借口要帮其缝补,将金春秋带回家中并托付给大姐宝姬,但宝姬拒绝了,最终拿起针线的是二妹文姬。两人因此熟识,文姬随后怀了孕。
金庾信的下一步棋更加大胆。
他声称未婚妹妹怀了孕,公然宣布要“烧死玷污门楣的妹妹”,并在院子里点起了柴火。在南山上看到烟雾的善德女王询问缘由,并对金春秋说:“这是你的所作所为,快去救她。”就这样,婚事得以促成。
补充一点,文姬所生的文武王出生于626年,当时还是真平王时期。传说中的“善德女王”在时间线上存在出入。
为什么需要演这出戏呢?金庾信家族是投降新罗的伽倻王族后裔,即便在真骨中根基也比较薄弱。
将接近王位继承权的金春秋变为妹夫,是赌上家族前途的一着险棋。
在整理这篇文章时,我脑海中停留最久的一幕就是这堆柴火。从爱情故事的角度看是浪漫,从政治角度看则是舆论战。
绕塔与《薯童谣》,新罗与百济的男女在哪里相遇?
当时确实存在这种相遇的空间。
像兴轮寺这样的大型寺庙,彻夜绕塔的活动是男女自然混在一起的场合。
《三国遗事》中金现与虎女的故事也是从兴轮寺绕塔开始的。
新罗的宗教活动即社交场所这一特点,与有关庆州的另一个谜团一样引人入胜。
百济方面的传说则更进一步。
挖药草卖的薯童听说新罗真平王的三女儿善花公主美貌出众,便来到徐罗伐(庆州),给孩子们分发山药,并传唱起一首歌谣:
善花公主主隐 / 他密只嫁良置古 / 薯童房乙 / 夜矣卯乙抱遣去如
传闻传进宫中,国王将公主流放,薯童出现在流放路上的公主面前,并将她迎娶为妻。
传说记载他后来成为了百济第30代武王。一首歌谣改变现实的构思,在今天看来与社交媒体舆论战如出一辙。不过,2009年在益山弥勒寺址石塔中发现的舍利奉安记上记载,武王的王后是沙宅积德的女儿。善花公主是否为真实人物,目前尚无定论。
高句丽婿屋制与从妻居,支撑女性地位的婚姻习俗
高句丽的婚姻始于新郎进入新娘家居住。
这就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记载的婿屋制。
两家口头约定婚事后,女方家会在正房后面盖一间小偏房,即“婿屋(女婿的房子)”。婚礼当晚,新郎跪在女方家门外请求准许留宿,得到允许后便在婿屋开始新婚生活。他们会一直住在女方家直到生下的孩子长大,之后才会带着妻儿回到男方家。“丈家(岳家)”一词意为住在岳父家,许多学者认为这也与这种从妻居传统有关。
这种新郎去女方家居住的方式被称为“男归女家婚”。
其核心在于女性婚后依然处于娘家的庇护之下。到了高丽时代,女儿与儿子可以平分财产,也可以成为户主,祭祀则由兄弟姐妹轮流承担。从妻居是支撑这种地位的生活基础。这也是高丽自由奔放的文化能够存在的背景。
朝鲜时代婚姻为何变成媒妁之言:男女七岁不同席与四柱单子
朝鲜王朝改变的不仅仅是婚礼程序,还有见面本身。《礼记》内则中的“七岁男女不同席”,即“男女七岁不同席”成为了社会规范。
两班(贵族)阶层的女性外出时会用面纱或披风遮住脸庞。
像绕塔这样的相遇场所消失了。
那么配偶由谁来选呢?家长。在理学国家,男女有别既是道德教育,也是将配偶选择权从个人手中剥离,转交给家族家长的手段。
因此,朝鲜的婚姻始于媒人的奔波。
在第一阶段“议婚”中,双方会权衡门第、家风和财产,如果婚谈进展顺利,男方会送去写有出生年月日的“四柱单子”。
女方据此推算八字并定下婚期,送去“涓吉”,随后进行纳采、纳币等程序。
这是一套双方连面都没见过,仅凭文书就确定婚姻的结构。
传统婚礼大礼顺序:奠雁礼、交拜礼、合卺礼的意义
新郎新娘第一次面对面是在婚礼当天的大礼上。
在传统婚礼的奠雁礼中,新郎向岳母献上木雁,誓言白头偕老。
- 奠雁礼:新郎来到女方家,将木雁放在桌上并行礼。岳母接受并收下。大雁被认为一旦结对便相伴终生,因此成为了白头偕老的誓言。
- 交拜礼:新郎与新娘第一次面对面行交拜礼。
- 合卺礼:将一个葫芦瓢剖开做成两个杯子,两人在杯中分饮酒水。象征两人本为一体。
这一仪式也是全村人共同见证并证明两人结合的过程。
不过,这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
朝鲜王朝理想中的亲迎礼是直接将新娘带回男方家,但在现实中,在女方家举行婚礼并停留一段时间的惯例存续了很久。
朝廷妥协于新郎在女方家举行婚礼后,三天内便将新娘带走的**“半亲迎”**,而从妻居的惯例直到17世纪以后才逐渐淡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岳家和外祖家对栗谷李珥及申师任堂的人生影响如此深远的原因。
侍奉公婆与七去之恶,朝鲜时代婚姻给女性留下了什么
新娘进入夫家被称为“于归”。
到达夫家后,新娘要向公婆行大礼,并献上大枣和栗子,这被称为“币帛”。这是祈求多子多孙的食物。随后的侍奉公婆规范非常严苛。
- 七去之恶:不顺从公婆、无子、淫行、嫉妒、恶疾、多言、偷窃。这是丈夫可以休妻的七个理由。不过,如果女方没有娘家可归、共同守过公婆三年丧,或者贫贱时嫁入后变得富贵,则有“三不去”作为保护。
- 再嫁女子女禁锢法:原稿中写的是“再嫁禁止法”,这并不准确。成宗时期编纂的《经国大典》中的条款并非处罚寡妇再婚本身,而是禁止再婚女性的子女进入文官等官职。这在两班阶层中实际上起到了阻止再婚的效果。
同样的制度在宫廷内表现得更为极端。无法结婚的宫女们的生活也是这种秩序的另一面。
规范之外的爱情:恭愍王与鲁国公主,黄真伊与艺妓们
制度并不能完全控制情感。
高丽末期的恭愍王与元朝出身的王妃鲁国公主虽然是政略联姻,但鲁国公主是能够支持丈夫反元改革的亲密伴侣。1365年她因难产去世后,恭愍王无心国事,一心沉浸在悼念中。这读起来像是朝鲜以前,最后一段在婚姻内公开记录了炽热爱情的场景。
在朝鲜时代,这一位置被艺妓所填补。
男女有别越严格,能与士大夫谈论诗书画的女性就越稀缺,艺妓几乎是唯一的例外。这也是黄真伊与徐敬德的精神交流、洪娘与崔庆昌的故事得以流传的原因。婚姻成为了家族义务,而恋爱感情则被剥离到了婚姻之外。
高丽以前与朝鲜时代婚俗对比表
韩国婚俗在两个时代间的变化可整理如下:
| 特征 | 高丽以前 (三国·高丽) | 朝鲜 |
|---|---|---|
| 相遇 | 绕塔等公开场合,战略性相遇 | 男女七岁不同席,通过媒人进行的媒妁之言 |
| 结婚程序 | 以口头约定为主,高句丽婿屋制 | 依照六礼的文书程序(四柱单子、婚书等) |
| 婚后居住 | 从妻居(男归女家婚)为主 | 以亲迎为原则,实际上17世纪前并存半亲迎与从妻居 |
| 女性地位 | 均分继承,可成为户主,再婚相对自由 | 从属于男方家族,七去之恶,再嫁女子女禁锢 |
| 婚姻与爱情 | 婚姻内的热情也被记录和赞美 | 婚姻是义务,恋爱感情在婚姻之外 |
| 结婚目的 | 家族联盟、劳动力、政治战略 | 维持父系血统、等级秩序、祖先祭祀 |
对比表格来看,我想婚姻介绍所取代了媒人的位置,社交媒体取代了《薯童谣》的位置。
工具变了,但为了结识他人并建立关系的博弈,与金庾信当年的柴火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